安徽師范大學通過大數據畫像，為困難學生量身定制“菜單式”資助方案——

靜悄悄資助 點對點精準發放

安徽師范大學自主研發出智慧資助大數據平臺，可對所有學生進行全方位畫像、精準識別貧困生，再根據困難學生的不同情況，量身定制“菜單式”資助方案，從而實現對貧困生的精準識別、精準資助、精準育人和精準評估。

從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獨自來到2000多公里外的安徽蕪湖，大一新生楊浩(化名)一進入安徽師范大學就激動了好一會兒——他的床鋪上已鋪好了整潔的臥具，桌上洗漱用品一應俱全。楊浩開心地給奶奶打電話報平安：“我在學校一切都好，什么都不缺。”

楊浩從小失去父母關愛，由奶奶拉扯長大。今年9月，他考入了安徽師范大學。學校在建檔時將其家庭情況記錄在智慧資助大數據平臺上，隨后，對他的一系列資助方案開始了：免去學費、發放生活補助、買齊生活用品……

智慧資助大數據平臺，是由安徽師范大學自主研發的數據抓取和分析系統，可對所有學生進行全方位畫像，并能精準識別貧困生。學生資助管理中心再根據困難學生的不同情況，量身定制“菜單式”資助方案，從而實現對貧困生的精準識別、精準資助、精準育人和精準評估。

大數據畫像：科技手段助力人文關懷

安徽師范大學智慧資助大數據平臺關聯了校內學工、教務、研究生、總務等8個部門的11個業務系統，通過學生填報和系統抓取準確采集所有學生的家庭經濟詳情、日常消費數據、學業分數、獎助記錄以及班級考勤、宿舍門禁、素質拓展、就業升學、學生行為等各類日常管理數據。

平臺主要研發人、該校學生處副處長項家春介紹，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和層次分析法，對采集到的數據信息進行綜合分析，設計了9個二級指標、79個觀測點，構建數學模型，進行量化賦分，建立了量化認定指標體系。

以住房情況這一二級指標為例，有房還是無房、農村自建平房還是樓房、租房還是購買商品房、人均住房面積多少，7個觀測點均有不同分值比重，再輔以家庭成員情況、收入負債等其他指標，便能準確地衡量出一個家庭的具體經濟狀況。

過去，學生困難等級認定，往往需要學生通過“比慘”來爭取“同情分”，測評小組成員對學生家庭情況的判定也存在不少主觀性，既不科學，也缺乏人性化。平臺的上線實現了精準的量化賦分，使認定環節變得更加科學、公平、公正。

為了驗證平臺畫像的準確性，該校每年隨機抽取一市一縣，學校工作隊駐點一周，通過走訪居委會、物業、鄰居及學生家庭，開展全覆蓋回訪驗證，核查學生家庭真實經濟狀況，并根據驗證結果對指標體系進行修正。

“實地回訪既驗證了數據的準確性，也是對學生的一次誠信教育。數據顯示，平臺認定的精準度高達99.24%。”安徽師范大學學生工作處處長劉曉宇說。

為了保證大數據畫像的準確性，該校將數據庫關聯學生檔案，信息會實時更新，動態監測分值也隨之變化。“這樣使得學生困難等級可以每年精準更新，而不再需要學生反復填表、到地方政府開證明蓋章。”項家春說。

“菜單式”資助：總有一款適合你

“同學你好!端午臨近，學校了解到你目前生活存在困難，向你校園卡打入500元生活補貼，幫助你緩解壓力，希望你能夠安心學習，取得更好成績。”這是法學院2018級學生梅林(化名)在端午節前收到的短信。

起因是智慧資助大數據平臺發出了梅林的消費異常預警。校學生資助管理中心的金捷立刻查看了梅林的消費記錄，發現在5月7日～6月7日期間，她的單次最高消費額都不超過5元，總的消費額也明顯低于平均水平。為此，經過輔導員對接核實情況后，資助管理中心為她提供了“一卡通隱形資助”項目。

“平臺會跟蹤分析困難學生在校消費情況和生活費來源，構建數學模型，計算個人資助需求，實施消費預警和資助預警，實現‘一生一策’的精準幫扶。”金捷介紹說，全部資助經費點對點發放，不需“自揭傷疤”，不需第三方證明。

系統動態跟蹤數據，跳過繁瑣流程，最大的作用就是保證應助盡助、及時救助。大到家庭突發變故，小到一套考研輔導書、一件棉衣、一張返鄉車票……既提供必要的經濟援助，也為貧困生們想買卻舍不得買的學習生活必需品買單。

據介紹，僅2020年，全校就有23154余人次困難學生獲得各類資助3047萬元。

成長型資助：讓困難學生成長成才

“困難學生資助工作的更高境界是助力學生成長成才。”安徽師范大學黨委書記胡朝榮表示，相比較而言，受家庭經濟背景、義務教育背景、社會交往背景等影響，經濟困難學生比普通大學生需要更多的成長支持，這就需要學校在保障型資助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為困難學生提供個性化的成長指引和提升幫扶。

為了做好“扶智”和“扶志”，安徽師范大學設立了11個大類成長型支持項目，幫助困難學生在學業導航、學習培訓、科研創新、社會實踐等方面全面發展提升。

曾經輟學打工的社會體育專業2018級本科生蔡張飛，通過平臺的精準資助和成長型資助項目引導，攜筆從戎，建功軍營，退役復學后積極參加“五四”愛心學校志愿者服務，用一顆感恩的心回饋社會，被評為“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標兵”。他這樣說：“每一次支教看到孩子們就讓我想起童年，我漸漸明白，走出鄉村，不是為了遠離鄉村，而是為了感恩鄉村、改變鄉村。”(記者 陳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