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什么最貴?人才!”這句經典的電影臺詞，無疑是當下國內各大城市“搶人大戰”的真實寫照。
今年以來，國內多城密集出臺落戶新政，門檻一降再降。而在此背景下，流入人口如何由“量變”轉為“質變”，成為擺在各大城市面前的一道考題。
無房也能落戶！這兩座城市落戶門檻“史上最低”
本月起，濟南、南寧兩城同時開始實施本地的戶籍新政，落戶門檻被媒體稱為“史上最低”。
依照濟南的《全面放開落戶限制實施細則》，政策提供了人才、院校學生、居住、就業、投靠等多種途徑落戶，并放開落戶限制。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無房、投靠親屬者、靈活就業人員等均可落戶。
另外，畢業季到來，濟南還針對今年的應屆畢業生出臺了便利政策。
根據濟南市委市政府日前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2020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濟南全面放開對高校在校生、畢業生的落戶限制，畢業生來濟南均可先落戶后就業。
在南寧，根據本月起施行的《南寧市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戶口遷移實施辦法》，城鎮落戶條件也全面放開。
《辦法》以具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或合法穩定就業為戶口遷移的基本條件，取消了以往的參保、居住年限、就業年限等落戶條件的限制，申辦戶口材料進一步簡化。
另外，南寧還對新落戶城鎮的農村籍大學生實行“來去自由”的落戶政策，同時允許相關申報資料“容缺”辦理。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兩座城市已經不是今年第一批調整戶籍政策的城市。
據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已經有包括天津、蘇州、沈陽、重慶、青島等在內的多個大中城市出臺新政策降低落戶門檻，南昌、昆明兩城市也取消了落戶限制。
成效初顯：特大城市再擴容
按照國務院2014年發布的《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中國的城市按照城區常住人口為統計口徑，被劃分為五類七檔。
這其中，1000萬以上的為超大城市，500萬至1000萬的為特大城市，100萬至500萬的為大城市。大城市又以300萬為界，分為Ⅰ型大城市和Ⅱ型大城市。
根據住建部今年公布的《2018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鑒》。與2017年相比，中國城區人口超500萬的特大城市由13個擴大到了15個，西安和青島躋身特大城市行列。
而城市落戶條件放開已在穩步推進中。
2019年4月，國家發改委印發了《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提出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I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并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
時隔一年，今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又印發了《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要求督促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推動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點人群落戶限制。
政策松綁結合近年來的幾輪“搶人大戰”，效果已逐漸顯現：杭州、成都、西安等城市常住人口都出現明顯增長。
如，根據統計數據，2019年年末，西安全市常住人口為1020.35萬人，比上年末凈增加19.98萬人。
成都2019年末常住人口、戶籍人口均出現增長，其中戶籍人口突破1500萬人。
杭州在2019年常住人口首破千萬達1036萬人，比上年末增加55.4萬人。
相反，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經連續三年負增長。根據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此前發布的《北京市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53.6萬人，比上年末減少0.6萬人。
“量變”之下能否有“質變”？
各地的“人才爭奪戰”打得不亦樂，但人們更關心的是，除了人口數量出現變化，城市是否真正吸引到了需要的人才?
一些城市的調查數據或許能說明問題。
例如，來自西安市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17年3月1日西安“戶籍新政”實施，到2019年4月30日，兩年零兩個月的時間里，西安全市共遷入落戶115.1萬人。
另外，根據西安市公安局數據，截至2018年底，西安戶籍人口平均年齡為38.07歲，戶籍人口平均年齡比新政實施前下降了1歲多，同時人口老齡化程度也降低了1%。而從遷入人口文化結構看，學歷落戶和人才引進占比高達64.05%。
再來看成都，據統計，自2017年7月20日實施人才落戶新政以來，成都市已累計吸引大學本科及以上青年人才28.6萬余人，其中研究生以上學歷占比10.2%，30歲及以下年齡占比達80.4%。
另外，2017年底，成都市新增戶籍人口36.4萬，人口老齡化率下降0.25個百分點，實現近10年來首次下降;截至2018年底，成都市新增戶籍人口40.7萬，人口老齡化率進一步呈現出下降趨勢。
中青年、高學歷人才無疑是各大城市最為青睞的群體。他們對于優化城市人口結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至關重要。
近年來，各大城市拋出的橄欖枝也一個比一個“誘人”。
例如，此前，杭州就提高了高層次人才購房補貼，給予A類頂尖人才“一人一議”最高800萬元購房補貼。
蘇州則瞄準高端人才和急需人才，直接參照個人薪酬按比例給予重獎，最高每年可獲40萬元。
從科研經費，到安家費，再到購房補貼……各地政府拿出真金白銀，只為留住人才。其成效也將體現在最終的客觀數據中。
顯然，對于越來越多加入“搶人大戰”的城市來說，如何從“量變”到“質變”是未來需要解答的一道考題。(張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