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開放銀行理念日益普及，越來越多中小銀行正嘗試與互聯網助貸機構開展助貸合作，加快自身零售業務的轉型發展步伐。
“畢竟，我們一缺獲客場景，二缺流量，三缺風控數據積累，但互聯網助貸機構能填補我們這些空白，作為我們優化自主風控能力與拓展零售業務的重要支撐。”一家城商行零售業務部門主管向記者直言。
不過，涉足助貸業務開展零售貸款合作，銀行也經歷不少監管整治。最初，只要互聯網助貸機構能提供一筆風險準備金，即便他們缺乏擔保牌照與信用保證保險支持，銀行也將他們奉為“座上賓”;但隨著近年監管趨嚴，銀行紛紛收緊助貸合作準入門檻，更愿與行業頭部機構開展助貸合作。
此外，銀行助貸業務的區域選擇也因監管趨嚴而變得謹慎。以往銀行更愿通過助貸業務，將零售信貸業務范疇擴展至全國各地，但如今，他們更多聚焦當地零售客群的消費貸款需求。
在多位中小銀行人士看來，經歷多年的監管整治與業務磨合，目前銀行與互聯網助貸機構的合作模式正趨于穩定——即引入分潤模式，如此銀行既能從助貸業務獲得更高的業務利潤，也有助于持續提升自主風控審核與風險定價能力以符合監管相關規定。
花旗銀行發布最新報告顯示，在《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下稱《暫行辦法》)實施后，分潤模式有望在中國助貸業務市場占據更重要的位置，究其原因，一是它更有效地遵守《暫行辦法》監管規定;二是它能給助貸平臺“釋放”更多資金，用于提升自身獲客、場景化布局與輔助風控能力，帶動助貸業務良性發展;三是銀行也能獲得更高助貸業務利潤，吸引更多資金流入這個市場。
從擔保到分潤
多位中小銀行人士表示，銀行與互聯網助貸機構的助貸合作，很大程度受到信托模式的影響。
所謂信托模式，即信托公司最先與助貸機構合作，發行結構性信托產品(助貸機構作為劣后方出資)募資，交給助貸機構用于面向個人的消費放貸。與此同時，信托公司持續跟蹤助貸業務運營數據變化，一旦發現其壞賬增加導致優先級投資者本金可能受損，就會提前終止產品合同收回資金，確保投資者資金安全。
“不少中小銀行借鑒了這種模式，開發出類擔保的助貸合作模式。”上述城商行零售業務部門主管告訴記者。具體而言，助貸機構先向銀行存入一筆風險準備金，銀行再按這筆風險準備金的10-15倍提供助貸資金，交給互聯網助貸機構用于個人消費信貸，一旦壞賬率上升導致風險準備金消耗殆盡，銀行則及時收回助貸資金終止合作。
記者多方了解到，受到風險準備金額度的制約，以及銀行的謹慎態度，最初銀行提供給助貸機構的單筆資金額度并不高，通常在5000萬-1億左右。且由于銀行將壞賬風險系數轉嫁給助貸機構，因此銀行方面只能賺取微薄的利差收益，大部分消費信貸利差收益被助貸機構賺走。
甚至不少銀行內部開始抱怨，通過類擔保模式，銀行僅僅賺到了微薄利差，并沒有真正實質性地提升自身風險審核與風險定價能力，因為最主要的獲客、風控審核、產品定價、貸后管理操作仍然由助貸機構完成。
事實上，監管部門也注意到這種操作模式的隱患。2016年底以來，相關部門多次出臺監管政策，一方面再三強調商業銀行不得接受無擔保資質和不符合信用保險和保證保險經營資質監管要求的合作機構提供的直接或變相增信服務，另一方面則要求銀行與助貸機構開展合作時，務必關注后者的增信能力和集中度風險等。
“加之近期最高法院將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調整為4倍LPR(即最高15.4%)，因此我們重新收緊了助貸機構合作準入門檻。”多家中小銀行互聯網金融部門負責人向記者透露，一是建立白名單制度，傾向與助貸行業頭部平臺開展合作，二是重點考察他們的風控能力與運營實力，能否將APR名義利率降至15.4%以內(實際內部收益率則為27%)。
“很多缺乏擔保牌照或信用保證保險支持、或擔保負債率較高的助貸機構，我們都已經剔除在合作名單之外。”他指出。這也意味著原先的類擔保模式再也走不通了，取而代之的是分潤模式日益普及。
所謂分潤模式，即銀行承擔風控與放貸審核職責、助貸平臺則提供獲客導流、輔助風控等服務，雙方按照事先約定的利潤分成，對助貸業務利潤進行分配，但也承擔相應比例的壞賬風險。
多位中小銀行互聯網金融部門負責人向記者透露，去年以來越來越多助貸機構都將優質貸款客戶資源優先導入分潤模式，也讓銀行意識到這種模式正變得“大勢所趨”，因為原先類擔保模式的重資本特點，在監管趨嚴環境下已經難以維系;反而是分潤模式所具有的輕資本模式，既能提升銀行的助貸業務利潤，也有助于強化銀行自身的風險審核與貸后管理等能力，并滿足監管要求。
從場景到生態
在前述城商行零售業務部門主管看來，引入助貸機構開展零售貸款合作的更大價值，不僅僅是為了拓寬獲客場景與業務流量，更重要的是通過大量數據積累，讓銀行能精準地了解零售客戶的畫像，消費行為與消費需求新變化，從而為自身打造綜合金融服務生態奠定基礎。
一家東部地區城商行信用卡部門人士曾向記者透露，他們多年前就試水信用卡業務以加快零售業務轉型步伐，但數年苦心經營，信用卡發卡量仍維持在數萬張且活躍度不高。其中最大的原因是銀行對零售用戶的消費行為與畫像不夠深入了解，很多促銷與發卡活動往往虎頭蛇尾，浪費銀行內部大量資源。
“因此這些年通過與助貸機構合作，我們一方面擁有更多維度完善用戶畫像：包括他們在哪些節假日消費熱情高漲，主要喜歡采購哪些生活商品，其借款消費的用途集中在哪些方面。另一方面我們借助這些新獲取的用戶數據，在脫敏化后與更多當地商圈開展合作，打造促銷+消費貸款相結合的活動，從而逐步培養出自主獲客、自主開發場景、自主打造貸款-存款-個人綜合金融服務的生態閉環。”他指出。
在他看來，這種生態閉環的形成，令銀行受益匪淺，一是自主獲客成本進一步降低，二是擁有更多數據參考維度優化個人信貸的風控審核模型并提供更精準的風險定價，三是很快形成了個人綜合金融服務體系的雛形——比如他們通過助貸數據發現部分借款人還款記錄不錯，當他向銀行申請更大額的家庭裝修或結婚消費貸款時，銀行便給予相應的貸款額度，帶動自身零售業務增長;此外銀行通過助貸數據發現部分小微企業主在特定時間會有閑置資金，則可以主動及時提供個人財富管理服務。
記者多方了解到，目前越來越多中小銀行都將助貸業務視為拓展自身零售信貸業務的一個重要突破口，以此積累更多個人用戶信用記錄與消費數據，為自身零售業務布局并打造個人綜合金融服務生態提供強大的數據及科技賦能支持。(陳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