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下稱《意見》)。這是落實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的一項重大改革部署，也是新時代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又一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重要成果。
《意見》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推進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提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加強數據資源整合和安全保護。
多位專家在接受人民網記者采訪時指出，將數據納入要素范圍，意味著數據與資本、勞動等傳統要素擁有了相同的地位和角色。這對于探索建立統一的數據標準規范、支持構建多領域數據開發利用場景，推動壯大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數據成為數字經濟的核心生產要素
隨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以及云計算等技術不斷發展，數字經濟站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舞臺，并步入高速增長的軌道。當下，我國從全球數字經濟跟跑者變為領跑者，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迅猛發展，正在為中國經濟注入新動能。
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生產要素，數據正成為科技創新的突破口。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此次發布的《意見》將數據納入要素范疇，為其參與收益分配破除了制度障礙。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彥斌表示，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不斷發展的世代，數據成為了重要的生產要素與核心資源，將數據納入生產要素的范疇，體現了新發展理念的典型特征，有助于中國經濟更好地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新動能，從而更順利地實現高質量發展。
“伴隨著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周黎安表示，這些關于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的指導意見極為重要，通過未來出臺可操作化的法律規范和監管政策，將為中國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的更快發展提供重要的制度支撐。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宋曉梧表示，把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單獨列出，反映了互聯網大數據時代的新特征，也是《意見》的理論創新點。宋曉梧認為，這對于探索建立統一的數據標準規范、支持構建多領域數據開發利用場景，全面提升數據要素價值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構建數據市場體系須打破數據壟斷
如今，全球數字經濟正邁入2.0階段，消費互聯網正在向產業互聯網轉變。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被譽為“石油”的數據將給我國企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市場所研究員，研究室主任劉翔峰表示，我國構建數據新型要素市場體系面臨的挑戰在于數據壟斷，數據產權不明晰，數據市場體系建設滯后。在數據要素配置中市場還沒有起決定性作用，市場交易機制不完善，大數據交易所、數據公司等數據市場中介機構不能有效發揮作用。
周黎安認為，數據是一種在互聯網時代涌現的新型生產要素，在產權界定、配置模式、定價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諸多有待探索的議題。數據要素化和要素市場化的過程雙重疊加，使得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進程更為復雜。為規范市場秩序、激發市場活力，應當兼顧合規需求和創新空間兩者之間的關系，尤其考慮中國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據密集型產業的領先地位，在制定政策時必須鼓勵市場主體在一定條件下進行各種有益的創新和探索。
宋曉梧指出，《意見》提出要建立健全數據權利體系，根據數據性質逐步分類確權賦權。對于有主體信息的數據，明確該主體的所有權，完善個人信息授權制度，允許授權使用;對于主體信息不明、采用脫敏技術處理或深入分析挖掘的數據，明確數據開發主體的所有權，賦予企業這些數據信息的自主使用、共享、開放和交易，要求企業采取措施防止脫敏后的數據追溯到用戶或者被復原。
推動數據共享亟待制度保障
數據資源具有可復制、可共享、無限增長和供給的稟賦，能夠打破傳統要素有限供給對增長的制約。進入新時代，隨著數字技術進入社會治理領域，數據共享對于政府治理也帶來了新的挑戰。
對于推動數據共享，《意見》明確提出，推進政府數據開放共享。優化經濟治理基礎數據庫，加快推動各地區各部門間數據共享交換，制定出臺新一批數據共享責任清單。研究建立促進企業登記、交通運輸、氣象等公共數據開放和數據資源有效流動的制度規范。
劉翔峰認為，要推動政府數據開放共享，加強數據資源整合和安全保護，提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建立統一規范的數據管理制度，提高數據治理和規范性。這樣，可以不斷完善大數據流通交易規則，規范市場主體交易行為，完善數據合規應用監督。
周黎安指出，數據的開放共享是人工智能和數字經濟發展的命脈之所在，也是中國在下一輪國家間新技術競爭取勝的關鍵之所在。如何在數據隱私的必要保護與開放共享之間保持平衡，最大限度發揮數據要素的潛在價值，就是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重大挑戰。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表示，《意見》對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推進政府數據市共享，制定出臺新一批數據共享責任清單;提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培育數字經濟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這些政策措施針對性、實用性強，將會助推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趙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