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技術的快速發展，汽車已融合智能計算、傳感感知、信息融合等技術，成為集環境感知、規劃決策、智能輔助駕駛等功能于一體的信息終端。對此，上海市信息安全行業協會名譽會長談劍鋒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在我國智能網聯汽車發展的黃金期，制約產業發展的影響因素之一是安全及隱私保護，需要提前布局、控制風險。

智能網聯發展提速

近幾年，我國智能網聯汽車迎來產業發展的黃金期，滲透率和數量不斷增長。據國家發改委估算，2025年中國智能汽車滲透率將達82%，2030年將達到95%，智能汽車保有量將達3800萬輛，同時智能化程度逐步提升。當前我國智能網聯汽車處于協同式智能交通與自動駕駛階段，組合輔助駕駛系統的乘用車新車搭載率提高到20%左右，其中新能源汽車新車搭載率超過30%，預計到2025年智慧出行將成為可能。

談劍鋒認為，總體來看，我國汽車產業傳統的供應鏈相對完備，產品綜合水平也大幅提升。“新四化”相關的產業鏈中，車載基礎計算平臺目前已有突破，車規級激光雷達、人工智能算力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尤其在智能駕駛提供場景的開放區域、道路測試等方面尤為領先，根據發改委1月公布的數據，目前已發放道路測試牌照800多張，全國開放測試區域超過5000平方公里、測試總里程超過1000萬公里，且有3500多公里的道路實現智能化改造升級。

與此同時，談劍鋒也指出，我國汽車產業目前仍有一定的局限。究其原因，談劍鋒認為，這與我國汽車產業起步晚有關。核心的電子技術及零部件對國外供應商依賴較大。例如作為車載環境感知的基礎組件傳感器也存在不少短板，其種類、性能還有待提升，總體來看，相應的安全質量標準和安全測試評價體系也偏弱。

安全制約產業發展

談及制約智能網聯汽車發展的影響因素，談劍鋒指出，除了核心技術及關鍵部件外，另一個最主要的因素是安全及隱私保護。

眼下，汽車不再僅僅是移動或運輸工具，已成為下一代移動終端，從這個角度來看，汽車安全的內涵也悄然發生了改變，安全不再局限于駕乘人員和道路交通參與者的人身安全，還需要關注車輛聯網過程中的網絡安全、數據安全，更延伸至人們的隱私安全、交通系統安全甚至是國家安全。

在談劍鋒看來，汽車安全突出的問題有以下四點：

一是車輛集成度、復雜性增加帶來的整體安全風險，如當前智能網聯汽車安裝多達150個ECU（電子控制單元）并運行約1億行軟件代碼，預計到2030年可達3億行代碼，若存在安全缺陷漏洞或被黑客利用攻擊，將可能給駕乘人員、周邊人員帶來嚴重的安全威脅；

二是聯網帶來的網絡安全風險，車輛作為移動終端有著數據極多的感知節點，并需要與外部進行通訊，但由于當前還處于早期應用，車載計算平臺的算力有限、防護能力不強，通信安全存在風險；

三是數據保護存在難點，車輛運行過程中的行駛軌跡，采集的車周環境數據等，都對更高層面的公共安全帶來一定的隱患；

四是隱私保護不足，車輛在使用過程中不僅產生車內司乘人員的大量個人信息和隱私，還可能采集車外人員信息，帶來的信息泄露風險令人擔憂。

提前布局控制風險

綜合來看，要對智能網聯汽車的發展理性思考、提前布局、控制風險，才能真正讓技術惠之于民。

為促進汽車產業蓬勃發展，應格外重視智能網聯汽車的新型安全問題。談劍鋒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首先，需要從產業及技術發展來重構汽車安全體系，盡早形成一套貫穿車、路、云、網等整體信息和數據的總體安全體系，需要布局并逐點突破關鍵基礎技術研究，如新型電子電氣架構、多源傳感信息融合感知、車載網絡安全等基礎前瞻技術研發，網絡安全領域尤其需要納入統一身份管理，搭建多層縱深防御、軟硬件結合的安全防護體系，還要加強相應的安全標準及檢測評價體系建設，確保車輛網絡安全可靠、數據安全有效、隱私保護得力，從根本促進產業健康發展。

其次，需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提供制度保障，尤其是在隱私和數據保護領域。據統計，全球已有超過140個國家和地區制定了相關法律法規，有序、規范、合理地使用數據成為關注焦點。總體來看，汽車安全頂層設計方面，我國與國際保持同步。近年來，我國先后出臺《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而相關部門所推出的《車聯網（智能網聯汽車）網絡安全標準體系建設指南》《關于加強智能網聯汽車生產企業及產品準入管理的意見》《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行）》等也做了相應的補充規定，但還有不少細分領域有待完善，如車載數據的分類分級、安全防護等級等還需要逐步明確。

此外，就是要加強消費者安全知識普及。需要加大開放智能駕駛、無人駕駛等應用示范試點，及時披露相關測試成果，讓更多人了解技術進展，同時也要積極面對智能汽車安全責任認定等法律問題，積極探索倫理規范、監管手段研究，樹立恰當的網絡安全、數據管理、隱私保護等最佳實踐，促進 “人、車、路、網”的新型協同關系培育，推動消費觀點改變，畢竟消費者的支持才是產業發展的動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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