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摘要：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近代化商業、金融業、交通業、工業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經濟在重慶的發展，重慶社會政治開始慢慢地向近代化轉化。重慶開埠對于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帶來了重慶教育的顯著變化，使之適應并服務于城市近代化的發展需要。

重慶開埠前后，近代化教育的變遷

首先是教育體制發生明顯變化。開埠前，重慶的教育是封建的傳統教育。清代從乾隆至光緒時期，重慶教育以官辦占主要地位，府、州、縣、廳各級都設立有書院，總共59所。鄉鎮主要開設義學，另外還有一批私塾，進行啟蒙教育。隨著開埠，重慶的一些有識之士，在維新運動和洋務運動的影響下，開始倡辦新式學堂；與此同時，外國教會紛紛來重慶開辦學校。洋務派代表人物、川東兵備道黎庶昌，于光緒十八年(1892年)在巴縣城區創辦川東洋務學堂，“同時興舉者”有外國教會創辦的廣益男子學校和私立求精學堂。這種近代新式學堂，以傳授西方科學文化知識為主，其育人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管理模式及學制等很多方面，與書院教育大相徑庭。到了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重慶奉清政府詔令，將書院一律改稱學堂。這樣一來，各種學堂在重慶以較快速度發展。據統計，清末重慶地區共設中學堂14所，職業學堂26所，師范學堂1所，而小學堂達1100多所。

其次，教學課程也發生明顯變化。重慶書院的課程，一般是經學、史學以及對偶聲律、書法等幾門。其主要課程是讀經講經，以“四書”“五經”及宋代、明代理學宗師著作為主要內容，充斥著封建專制主義思想道德。史學讀《二十二史》《通鑒》等。學習對偶聲律是為參加科舉考試寫八股文、試帖詩詞做準備。學習書法亦如此，科舉考試很看重書法。重慶開埠以后新學建立，除了修身、讀經講經、國文等原有的“中學”課程以外，大量開設近代科學文化的“西學”課程，例如算學、物理、化學、格致（生理衛生、動物、植物）等自然學科，外國語、歷史、地理等人文學科，體操、圖畫、樂歌等社會學科。加之清末重慶開始興辦，到民國初期得到較快發展的各類職業技術學堂，開設算學、蠶桑、工藝、體育、師范、團練、醫學、商務、測繪、政法、工業、農業、領航、女子職業等各種新式實業科技課程，大大改變了過去以經學為主的教學內容。這是重慶出現近代教育的重要標志。

教育內容的上述變化，是與重慶經濟社會正在產生的變化對人才的要求相適應的，換言之，即教育培養目標發生了根本變化。重慶開埠前，學院學生完全缺乏服務社會、從事實際事務的思想和能力，與重慶社會近代化的需要格格不入。而新式學校建立，開始逐步改變這種落后的育人目標；到了辛亥革命時期，蜀軍政府更是在教育宗旨中提出“注重道德教育，以國家為中心”的理念。教學內容上，開設西文、西藝課，重視科學技術知識，為重慶商業、金融、交通、工業、教育文化，醫療衛生、市政建設等各種職業，培養從事實際事務的實業、科技人才，順應了重慶經濟社會近代化的要求，不能說不是重慶教育的根本進步。

教學方法、課程安排等方面同樣變化很大。重慶書院由山長(書院主要管理人員)擔任主講、負責教學。山長每月初一、十五兩天在講堂講書，每次只講2頁書；每月其余時間，諸生在住宿的齋舍中自學，但必須嚴格按照山長規定的學習進度讀書。逢一、六或者三、八出題作文章，題目為“四書”題、詩題各一道；諸生做完后送交山長批改，山長在三日內批閱完，然后集中諸生進行評講。書院的教學，是傳統的注人式、滿堂灌。而新式學校則分班級，在班級的教室由各個學科的專任教師授課，各科課程按照學校制定的教學計劃和課表進行，每節課限時上下課。每天上午、下午上課，學生下午課余有文體活動，晚上在自習室自修。教師講課一般采用啟發式，學生可以當堂提問可以討論，有利于啟迪學生的智力，培養學生的能力。

校舍也產生了變化。書院的校舍一般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講學部分，有山長講書的講堂，諸生自學、住宿的齋舍；二是供祀部分，供祭祀儒家先賢的禮殿；三是藏書部分，稱為藏經閣或藏書樓。新式學校一般仿照歐美設置校舍，有教室、自習室、實驗室、圖書室、學生寢室、教員宿舍、食堂、操場、禮堂等，各種校舍功能齊備，區分合理。

通過重慶開埠前后教育體制、教學課程、培養目標、教學方法、校舍設置的對比說明，可以看出，開埠使重慶教育打破并結束了封建舊教育體制的藩籬，開啟了近代化新教育的歷史進程，得到了較大較快的發展。

資料來源：廣益校史

關鍵詞： 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