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些高校陸續發布“十四五”規劃，一些高校的“十四五”規劃尚在緊鑼密鼓的修訂過程中。高校“十四五”規劃編制，對于學校未來5年辦學目標乃至2035年遠景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本期，高教周刊邀請長期從事高校發展戰略規劃研究的專家，就已了解到的部分高校“十四五”規劃所反映的共性問題進行探討，同時邀請對“十四五”規劃編制促進學校整體發展有著急迫需求與深刻體會的高校，分享編制歷程及思考，以饗讀者。

截至目前，大多數高校均有過多輪發展規劃編制歷練。從筆者參與評審、論證或了解的多所高校規劃文本及相關材料來看，近年來，各高校規劃工作的規范性、科學性與體系化水平有了顯著提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各高校編制規劃所形成的慣性思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十四五”規劃的基本套路與架構。

高校規劃工作的慣性思維有哪些具體表現?是否存在問題或局限?如果確有走出慣性思維的必要，需要怎么做?圍繞這三個方面問題，筆者提出若干意見，供研討和參考。

規劃編制慣性思維通常有哪些具體表現?

位次思維。辦學定位與發展愿景，是高校規劃要優先處理的事項。原本，厘清辦學定位與發展愿景，是為了解決高校缺乏錯位發展意識與目標導向不明的問題，但是不少高校主要還是基于位次來考慮這兩方面的問題，或是提出躋身世界一流、國內一流、區域一流大學，或是提出獲批博士、碩士學位授權單位，或是提出升格為大學或本科高校，甚至有不少高校明確提出在特定范圍內排名提升至前多少位。

模塊思維。多數高校的規劃在總結過去5年的辦學成就和“十四五”期間的任務舉措時，基本上是按照主要職能處室的分布來搭建架構的，學校各個方面的主要事項多有一至兩個模塊與之對應。這反映出學校的規劃可能還是對各主要職能處室所提交的相關材料進行整合的產物，或是編制規劃的指導思想比較側重面上的工作部署，而非規劃事項的優先秩序。

指標思維。在破“五唯”的呼聲之下，高校“十四五”規劃理當有所回應，但很多高校仍然擺脫不了對發展指標的依賴。沒有明確的指標要求，似乎規劃就缺少約束力與可操作性。不少高校“十四五”規劃以各種方式呈現的量化指標，還是學校內部從上到下最為關注的內容。尤其是位列學科評估某個等級以上、ESI(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前1%或更靠前的學科數，成為不少高校規劃內容中的“新寵”。

總分思維。這種思維既體現在看待規劃總體目標與發展指標之間的關系上，也體現在對待學校規劃與職能部門專項規劃、院系規劃之間的關系上。特別是后者，不少高校已經習以為常，認為學校的規劃是管總的，職能部門與院系規劃只是學校總規劃的延伸與分解。對于前者來說，若有相應的國家標準或排名計算辦法，一些高校也會在規劃文本中將總體目標具體化為各種發展指標。

雄心勃勃的規劃為何經常遭遇執行難題?

如果與“十三五”“十二五”乃至更早的規劃文本進行比較，很容易發現，一些高校的規劃編制工作已經套路化了。適應辦學條件、目標任務與外部環境的變化，規劃的具體內容在不斷調整，而此前所形成的規劃慣性思維卻一直在延續。更有一些高校，其規劃不僅在目標取向與形式架構上與之前大同小異，就連規劃文本也看不出明顯的改進。于是乎，看多了高校的規劃文本，就覺得彼此彼此，或者是莫過如此，即便是新手，也可以對付高校的規劃編制工作。

出現這種情況，責任不能完全歸咎于規劃的起草者、制定者。某種意義上，這是勢所必然。受現有科教資源競爭體制的制約，以及來自各個方面評價壓力的影響，沒有多少高校可以無視自身的位次問題。既然要為位次考慮，達到更好位次的辦法，就是將與位次相關的事項按照職能部門的架構模塊化和指標化，并基于總分結合的規劃體系，以達到自上而下的貫徹落實目標。因此，不能簡單地將存在慣性思維看成是規劃編制人員的能力問題，也不能將其視為高校缺少創新與奮進精神的表現。就高校自身的立場與利益而言，以規劃作為控制、整合或協同手段，先解決可比的位次與指標問題，進而獲取更多的發展機會與資源，延續慣性思維的規劃動機與目標至少是好的。

但是，慣性思維主導下的院校規劃，奉行的是執行模式，是全校一盤棋的辦學思路在規劃問題上的反映，依賴自上而下的目標與責任分解，由此造成的問題也是比較突出的。很少有高校規劃的起草者、制定者去深究為何在“規劃”之前經常出現“戰略”二字，他們似乎也不大關心院校規劃的性質、發展歷程與趨勢等方面的研究。在承擔院校規劃編制任務之時，參照之前或其他高校做法的居多，認為高校規劃就是要解決“兩點一線”問題(即學校當前所處的位置、目標所向的位置以及如何由此點到達彼點)的高校管理者也不在少數。殊不知，編制院校規劃要考慮許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是要應對外部發展環境不確定性以及基層學術組織自主性的挑戰。正因如此，許多高校雄心勃勃制定的發展規劃，經常遭遇執行難題，即便有中期與終期規劃評估，很多時候也沒有發揮出較為顯著的作用，以至于引發諸多質疑或批評。

怎樣才能以更高站位謀求學校更大發展?

各高校不能僅僅滿足于辦出量化指標或層級結構意義上的好大學，需要更高的站位，走向規劃新境界，探索規劃新框架、新格局與新體系，切實將規劃作為引領和規制學校未來發展的重要手段。

走向新境界。取法于上，得乎其中;取法于中，得乎其下。沒有更高的辦學境界，就不會有真正利國利民的顯著辦學業績，也不會得到廣泛的認可與贊譽。走出慣性思維，高校首先要自覺走向新境界。所謂新境界，就是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辦人民滿意教育為己任的境界。位次、指標與資源等應是各高校走向新境界的副產品，而不是替代品，更不是標志與刻度。編制“十四五”規劃期間，恰逢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各高校更應該牢記為黨育人、為國育才使命，突出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堅持質量、創新、服務與貢獻導向，切實淡化論文收錄數、引用率、獎項數等數量指標。我們要相信，若能為國家或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高質量人才培養、科技與文化傳承創新等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高校就會贏得尊重與支持，該有的早晚都會有。我們也要看到，關于高校、學科與專業的各種審核、評估或排名，同樣在不斷改進或可能受到必要的監管調控，過度依賴顯性、量化、可比辦學指標的簡單做法，終將會有大的改變。

嘗試新框架。高校可以通過職能部門來辦學，但是不能通過拼接職能部門的規劃事項來對待學校的總體規劃。學校的事業發展規劃，務必是基于學校的立場與需要所進行的整體決斷。5年的時間非常有限，將各個職能部門想做的事情均納入學校規劃，勢必拉低學校規劃應有的高度，也有悖規劃定方向、管長遠、保重點的核心使命。我們在承擔一所高校的“十四五”規劃編制任務時，就放棄了比照主要辦學事項的模塊化規劃思路，采用“謀大事、解難事、辦實事”的新框架，完全站在學校整體而非各職能部門的立場來謀劃學校的未來發展。“謀大事”面向學校重要發展事項，“解難事”面向學校關鍵改革任務，“辦實事”面向師生切身利益。也許這個新框架并不完美，但它可以解放規劃編制人員，使他們不必拘泥于各個職能部門的想法。當然，這也是對規劃編制人員的考驗，規劃任務將再難以轉嫁給其他職能部門。歸根結底，規劃框架是為規劃目標任務服務的，也與如何理解規劃的性質與作用密切相關。因此，嘗試采用規劃新框架并非輕而易舉之事，需要不斷反思與超越規劃編制中的慣性思維。

考慮新格局。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十四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使命，是事關國家發展戰略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高校的“十四五”規劃要考慮國家發展格局的變化，既要積極參與全球競爭，更要立足中國大地、面向社會需求辦學。而且，中國高等教育已步入普及化發展階段，同時也面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挑戰，面臨著加快高質量發展和構建服務全民終身學習體系的歷史使命，高校改革發展需要有格局性變化的預期和壓力。誰能在新格局中搶占先機、形成優勢，誰就是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的引領者，誰就能贏得未來。就規劃本身而言，最有價值的事情莫過于對學校改革發展有格局創新方面的貢獻。格局變化是源頭性、方向性、結構性的調整，操作起來比較容易，因此各高校的“十四五”規劃要結合各自的內外部條件，眼光放長遠一點，充分考慮發展新格局問題，不能錯過布局新學科、新專業、新領域、新平臺等方面的機遇。

塑造新體系。慣性思維支撐起來的院校規劃，也可以有自己的體系，只不過這個體系是自上而下的執行體系，制定專項規劃與院系規劃的主要目的在于分解和執行院校規劃。塑造新體系就是要重新反思與規范院校規劃、專項規劃與院系規劃之間的關系，既要看到三者之間協同銜接的必要性，也要承認三者之間相對獨立的價值所在。院校規劃著重解決院校層面的問題，專項規劃負責解決職能部門層面的問題，院系規劃負責解決院系層面的問題，彼此可以獨立地并行推進。各自較為完備之后，需要有相應的調適與審核機制。專項規劃與院系規劃應主動對接院校規劃，以爭取學校的資源與政策支持。專項規劃與院系規劃之間也需要相互調適，經學校審核后與院校規劃共同構成學校規劃體系，并具有同等的約束力。由此，既能夠在學校層面集中精力謀劃一些重大改革發展事項，也加大了校部機關與院系自謀發展的權力與壓力。以規劃新體系為依托，兼顧高校內部管理體制改革，可以繼續探索學校、職能部門與院系之間的協同治理模式，助推高校高質量發展。(記者 陳廷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