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遼茲的文字實在是好，暢達、激越、宏富，像大海中的潛流，像曠野下的地火，讓人心潮涌動，讓人激情燃燒，覺得人要有沉潛的格局：不能像小樹，稍一挺身就招搖;也不能像小河，甫一流淌就喧嘩。
為什么會這樣？系因為——
這雖然是一部音樂家的自敘傳，卻擁有著文學經典的種種特質，乃正經的大作品。其音樂生涯的傳奇只是經絡，而生命的解析和精神的反思才是內核——它是人的心靈史和思想史。它告訴人們，柏遼茲之所以是柏遼茲，源于他是被文學和音樂共同造就了的人物，他的人生意義，不僅裨益于音樂家，也裨益于文學家。
柏遼茲的幼年是幸運的。他出生在有宗教信仰的家庭，在那種輕物質、重靈魂的氛圍內長大。他說：“自從這種充滿魅力的宗教不再焚燒別人之后，他卻帶給我整整七年的幸福時光，至今還保留著一份溫馨的回憶。正當我領取圣餐之時，一支少女合唱團唱起了圣體贊歌，那清澈的聲音忽然在我體內產生了一種神秘的震撼，令我感動，感到一片充滿了至愛至善的天空在我面前展開，是那么空靈、純凈、美妙，‘神圣’油然而生，我合著那優美的旋律，雙手合十，放在胸前。雖然十年之后，我才知道，這合唱正是《尼娜浪漫曲》的主題曲‘當至愛歸來’，但當時我就產生了對音樂的心馳神往!”
而他的父親，正是一個心中充滿大愛的人。他是一個醫生，知識淵博，技藝精湛，與患者交往，不僅治病，也醫心——耐心地與病人交談，解答他們心中的困惑。“他是以一種非常無私的態度去完成他的工作的人，并不認為自己是由于生活所迫才勉強為之;相反，他認為他從事這項職業，可以造福窮人和農民。”因此他為普通人撰寫醫學科普讀物，讓他們感到，關愛始終就在身邊。他敬重這樣的父親，愿意在他的督導下修習自己的課業。然而父親對他的功課并不作苛求，卻鼓勵他在古典文學的瀚海中自由涉獵。“啊，父親，他同時是我的語言、文學、歷史、地理甚至是音樂的老師，有著永不言倦的耐心!”于是他讀了大量的文學經典，其中包括維吉爾、賀拉斯的英雄史詩。“維吉爾雖然有著遠古的深邃，卻可以在他感性的史詩中和我談論激蕩的壯志豪情，點燃了我那星光閃爍的想象之火，讓我迷醉在豪邁與崇高之中。”
正是這種音樂和文學的雙重啟蒙和涵養，使柏遼茲具有了復合的文藝品格，有了“遠觀”和“超越”的能力：因而使他能夠以文學評判音樂，以音樂提升文學(趣味)，確立了自己卓爾不群的藝術坐標和價值取向，貢奉了激蕩塵俗的藝術成果和精神見地，讓兩界要人均瞠目結舌。
事實上，柏遼茲首先是文學家。他離開家鄉，依父親的意愿去巴黎的一所醫學院就讀。有意思的是，醫學院的學生好像都有文學情結，所以他最先交往的，恰巧是幾個酷愛文學的年輕人。于是，對維吉爾、莎士比亞和歌德、海涅的崇拜，要比對格魯克、韋伯和貝多芬的崇拜來得強烈。而那時正是個浪漫的時代，文學更能滿足青年人在個性上的張揚和對時勢的主觀干預，他便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朋友的推薦，在多家報刊上撰寫專欄文章，發表富有戰斗性的、辛辣諷刺的時勢評論。他的文章風格引起了一些思想解放的音樂評論家的注意，他們力邀他寫批評性的樂評，說他們“想說而又不敢說的話”。一個鄉下來的青年，又讀過那么多的英雄史詩，世俗的因素絲毫不會影響他放開筆鋒。他便意氣風發，激情放筆，縱橫捭闔，一路殺伐，既沖滌了樂壇上的僵化與腐朽，令“革新者”稱快，又開罪了一大批音樂界的權勢人物。無論如何，他把自己弄成了一個“知名人士”。他的“知名”，頗具有黑色幽默味道：大仲馬、巴爾扎克對他點頭示敬、把酒言歡，但是巴黎音樂學院的院長凱魯比尼和巴黎歌劇院的總經理克羅采爾卻對他嗤之以鼻、不屑一顧。
這就注定了，當文學的激情讓位于旋律的沖動，專心地進行音樂創作的時候，他的前行之路毫不明媚，而是遍布荊棘、四面楚歌。當他想試圖通過演唱薩奇尼的《俄耳浦斯》中的一段《她慷慨給予我》，讓歌劇院院長認可他對節奏的把握能力，從而聘他為專業作曲的時候，院長的一個暗示，致使指揮不舞動樂棒，伴奏不拉準調門，讓他敗下陣來。最后，出于憐憫，只給了他一個合唱隊員的差事，以至于不會餓飯。他傷心地哀嘆道：“當我期待成為一名哪怕是受人詛咒、唾罵的作曲家之時，卻成了一個二流劇院的合唱隊員——從骨子里被人輕蔑。我真是敬佩我的父母，他們付出的巨大努力竟然獲得了這樣的成功!”
但現實的打擊，并沒有讓柏遼茲消沉，因為他的文學家朋友不允許他心灰意懶，常邀他一起聚會，共同鼓勵和善待他，讓他的浪漫情懷始終盈滿。重要的是，對文學經典的閱讀，給了他一個巨大的啟示：他的歌劇作品，正可以從文學的史詩中取材，而文學世界的悠遠與闊大，恰恰能推動自己沖出小夜曲、小詠嘆等傳統的小格局，創作出大樂章、大合唱、大歌劇。他忍辱負重，潛心苦干，用音樂演繹文學名著，甚至作品中的唱詞許多都是出自原著，例如《浮士德的懲罰》《特洛伊人》《貝阿特麗斯和貝內迪克特》等作品。
柏遼茲的作品特別敘事、特別宏大，并且有強烈的主觀色彩，這就讓傳統學院派的人不能接受，拼命阻撓在劇院上演。在演出《浮士德的懲罰》時，為了營造天堂和地獄應有的赫然氣勢，他設計了上百個合唱隊員同臺詠嘆的大場面。但劇院不但不給他提供保障，還鼓動演員們借故紛紛溜走。執拗的他決定自己花錢雇合唱演員，就去政府的主管部門申請演出支持資金。幸運的是，那個主管也是個愛好文學的人，對作品中表現出的文學韻味、哲學論題很是欣賞，但他權力有限，費盡心思，也只能給他一小筆錢。他憤憤地去找大仲馬一訴苦衷，大仲馬一笑，把自己的錢袋往他面前的桌上一扔，“我這兒正好還有一筆錢。”
因為艱難，所以珍惜，所以自立——柏遼茲自己挑選演員、自己設計配器，并親自上臺指揮，把自己的作品表演得無拘無束，雖沖破邊界，卻合情合理，生動有力，疑似渾然天成。柏遼茲在管弦樂中加入鋼琴伴奏，使用各種低音提琴，在低音區空缺處使用高低音混合，立體分布銅管樂隊，增加打擊樂的數量和種類等等，從而使一種不規則的、甚至是互相重疊的旋律以前所未有的瘋狂奔涌而出，原有的和諧音調變化也被突然的音調終端所代替。就這樣，柏遼茲不僅頑強地展現著自己的音樂存在，還通過自己的變革，掙脫了交響樂被傳統習慣束縛的桎梏，為后來的革新者穆索爾斯基、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和布列茲開辟了道路。
這種堅持個性，逆流而上，反而使柏遼茲獲得成功。帕格尼尼聽過他的交響樂《羅密歐與朱麗葉》之后，帶頭鼓掌，公開表示敬慕;李斯特聽過他的《幻想交響曲》之后，為其深深折服，許諾一生都要為他效勞;門德爾松在萊比錫熱情地為他工作，并親自為他的作品擔任指揮。柏遼茲可真讓人眼熱，文學家喜歡他，音樂家也喜歡他，文學和音樂都眷顧，他有厚福!
讀到柏遼茲的卓然屹立，我熱血沸騰，不禁感嘆道：在文學和音樂的共同激蕩下，柏遼茲必然會巨大地成就自己——文學給了他支撐，音樂給了他超越，雙重的涵養與反哺，使他杰出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
于是我不免想到，我的文學創作，雖然還沒有文思枯竭之憂，但已有了自我復制之象，究其原因，是自己太陷于文學思維，有了寫作上的定勢。要想開天眼，拓心廓，有神游八級的能力，是不是也要主動與其他藝術門類、特別是音樂，建立一種內在的精神聯系，讓音樂把沉睡的浪漫主義情懷激蕩而活，從而有向天地訴說、揮斥方遒的豪邁?一周后，我得出了肯定性的答案，因為在這個期間，我又讀了一部回憶錄——《同時代人回憶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為與柴科夫斯基、穆索爾斯基的音樂發生靈魂上的碰撞，才促使他形成了自己內省、悲憫的創作主題;因為聽了柏遼茲的戲劇交響樂《羅密歐與朱麗葉》，竟影響了他《白夜》的謀篇布局;因為特別喜歡貝多芬的《悲愴》，便把《罪與罰》中的痛苦挖掘到令人膽戰心驚的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經歷，有力地證明了：偉大的音樂家和偉大的音樂作品，同樣可以涵養、反哺、催生偉大的文學家和偉大的文學作品!
于是，我內心一片歡悅，對自己說，歲齒雖稀，但思維不能固化、標準不能降低、心火不能黯淡——就從現在起，虔誠地向音樂致敬，纏綿地與音樂結緣，向音樂要生命的激情、心靈的開闊和文學的超越!
